我為甚麼為寶瑩助選

彩雲

2003年的七一遊行，掀動了很多年青人爭民主的心，不少參加了區議會的選舉，婦運也不例外，婦進（新婦女協進會）就有三個人以「公民起動」的名義參選。今年婦進再有會員參選，其中寶瑩是婦進的創會會員，曾在女工會(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工作，組織清潔工，並且成立了清潔工人職工會。

婦運與議會選舉

過去婦進在討論是否應支持一位候選人時，不論是立法會還是區議會選舉，支持原則是候選人要有婦女政綱。記得婦進基於這個原則，曾支持過工聯會的陳婉嫻，並在會內引起爭論，有會員因此退會。九十年代初，婦運為了將婦女議題帶進議會的議事日程，提出婦女政網，要求各政黨和候選人納入他們的政綱內，並且以此為支持的條件。這種策略不但見於婦運，其他社運（如環保運動）也曾如此。然而，論政治手段，政客畢竟比社運份子高明。他們很快就將社運策略變成他們的政治籌碼，陳婉嫻更是箇中老手，婦運、工運、同志運動，甚至最近的保衛皇后碼頭運動，都領教過她的技倆。

回到2003年的區議會選舉，幾位婦進會員參選，婦進內部的反應並不見得很雀躍，大概是因為婦女議題很難在區議會層面提出。但當時我很贊成婦進會員參選，也很希望她們能當選。我感到香港女性主義發展了二十年，建立出來的「女性身份」不但平面，而且很大程度上受著香港中產階級女性的經驗限制。個別的女性和特定的女性群體如何生活？她們有甚麼煩惱？她們如何理解所面對的種種問題？又如何理解所處身的社會？對此我們的認知其實不多。

一位翠屏邨婦女

昨日，我在女工會所在的翠屏邨派傳單，跟一位帶著鄉音的中年婦女攀談。她跟大多數香港人一樣，認為新移民來到香港，只懂得「使政府錢」。其實她也來自基層，丈夫快六十歲，週身病痛，但仍在工廠做工，每月賺五千多元。她自己不久前做清潔工，工作不但辛苦，人工也低，但老板竟拒絶支付她假期工作的工錢，令她一氣昏倒，給送進醫院，但仍然拿不到應得的工錢。雖然如此，她還是認為應該靠自己，不應「靠政府」：「無錢就省點，買便宜一點的菜。個個都是這樣捱的啊！個個都靠政府，香港就無前途的了。」但她自己常想著回大陸生活，原因是她來香港三十年，生活越來越艱難。子女小時固然如此，子女大了，情況非但沒有改善，而且越來越糟。丈夫一向脾氣不好，近年身體差，脾氣就更壞，常嚷嚷要她返大陸，否則自己搬出去睡天橋底。談到區選，她說上屆選了某名男候選人，因為覺得他「幾靚仔」，還拉著從不投票的丈夫一起去投票。

婦女與民主

四年前，我認為女性主義者當區議會議員，有助我們在女性日常生活面對的困難的層面，接觸不同女性，在這層面找尋改善措施，並且檢視女性主義者提出的政策對不同女性的意義。四年後的今日，我仍然是這樣想，也因為這樣加入了寶瑩的助選行列。

加入了助選團，我比過去留意對區選的分析。一次我在網上讀到一些對區議會選情的分析，作者指責民主派拒絕在地區「深耕」，令區議會日益成為民建聯的天下，而民主派也坦承因為失去了七一效應，對今屆區議會的選情不感樂觀。也許是為了給區選造勢，社運所屬的民主派，竟然推舉一位沒有多少民主履歷的前殖民地高官，在立法會港島區補選中代表/領導香港的民主派爭取民主。對此，我感到難過，也感到悵惘。（葉劉淑儀顯然覺得，既然只要說說就可以稱為民主派，並且據此「要求」支持民主的市民支持她，那麼她葉劉當然也可以當民主派，提出2012普選立法會，甚至提出更具體的達成民主的路線途。）

最近在看一位住在黎巴嫩的英國戰地記者Robert Fisk的著作，其中他談到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他批評西方（包括傳媒）拒絶討論911恐怖襲擊為甚麼會發生，拒絶面對西方國家自身的責任。他指出西方國家為了本身利益，在中東地區不斷支持和扶值獨裁政權，漠視這些政權對人民和政敵的暴虐，以至中東國家的民主力量長期受打壓。但一旦有新的需要時，西方國家就以民主的名義，軍事干預甚至入侵這些國家，令這些國家的人民慘受戰火蹂躪。正正是西方這種外交政策和種族主義的中東政策，令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得以在平民百姓中生根滋長。

然而，Robert Fisk指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不必是平民百姓對生活絶望和對不公義憤慨的代言人，更不要說是唯一代言人。同樣，不同群體的女性，尤其是身處社會底層的女性，她們的困頓不安，她們的掙扎，她們對自身對親人對社會的願望等等，都需要有更多的對話、理解和表達 (articulation)。我正是帶著這樣的期望，支持寶瑩參選的。